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
开放性对话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时间：4月19日
地点：上海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2楼紫竹苑
主持人：姬斌（瞭望周刊社社长）
发言嘉宾：
黄守宏（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葛红林（成都市市长）
蔡昉（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Steven Sabey（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副国别主任）
以下为实录：
姬斌：各位嘉宾各位来宾我们论坛第一场对话开始了。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他们是：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先生；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先生；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先生；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先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副国别主任的Steven Sabey先生。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今后一个时期重点解决，到2020年要解决三个1亿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促进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市化，而且上个月公布的新兴城镇化发展规划的目标明确提出，实现1亿左右农业人口和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可以说“三个一”概括了以人为本的新兴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最具体最生动最明确的目标。
现在我非常荣幸请国务院研究市副主任就“三个一”的政策和规划是怎么制订的，或者说它的背景以及它的内涵来给大家做一个沟通。
黄守宏：“三个一”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提出来的，在全国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出来以后，社会广泛的关注，因为“三个一”的提出终结了全国人口城镇化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和看法。过去我们讨论城镇化的时候是泛泛而谈的，围绕着2020年全民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让多少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落户，不同的方案、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经过反复的研究和科学的测算，大体上李总理在政府报告上提出来。提出来以后很多人很关注，也有很多的解读，其中有些解读老实说有商榷的余地。
第一个一到2020年1亿人的农业转业人口在城镇落地，为什么出现1这个数呢？城镇化规划里面，我们现在国家的城镇化率到2020年到60%，1200、1300万人，有1个亿。还有一种算法是这样的，根据目前的全国测算，我们现在大体上进城的农村转移人口，大概是2 亿4、2亿5，根据对这些人的调查大约70%的人愿意落户，其中想络落户的人不一定有能力。在城市居住5年以上有一定的积累，才有稳定的居所，想在城市就业的到2020年有1亿2左右。扣除方方面面的因素，确定下来预期目标就是1个亿，如果按照1个亿算，到2020年城镇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占进城农民的1/3左右。
第二个一涉及到城市人口和棚户区改造。其实我们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城镇居民，包括外围的人口居住在条件非常简陋，环境很差的棚户区中，还有一些城中村，所以城镇化的进程里面解决这些人的基本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问题，应该说是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些算下来以后大体上需要改造的城中村和棚户区，涉及到人口2020年测算下来大体上也是1个亿。
第三个一，东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大家都知道过去我们国家城镇化空间不一样，基本上是在沿海地区的。多少年过去了这个格局没有改变。最近几年沿海地区加快，导致我们国家在中部地区城市的一系列问题。
空间上怎么合理的布局，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城镇化低很多，为了使宏观上总体上更优秀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大家看到了我们城镇化的重要的着力就是促进中西部的城镇化。根据这么一个布局，怎么算出来1个亿。根据目前在中西部地区农村转移人口 大体上现在是四五千万人，预计到2020年前后，能够达到6千万人左右。我说的这6千万人既有能力也有条件，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城市里面落户的，测算下来有6千万人。同时，考虑到我们国内外环境的条件变化，产业在区域之间的转移以及我们国家是新的区域支撑带发展战略，吸引在沿海就业，一部分农村专业人口往中西部转移，2020年大概有4千万，加起来有1个亿。
3个1亿人，既不是有些人讲的3个亿独立的，没有关系的，也不是非常约束性的指标，它其实是一个预测预期的。根据我们现有的发展态势，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个预期性目标。而且这三个目标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既有进城农民的数量目标，也有改善他的生存 条件，进城以后过的好一些，也有是空间布局上的引导。这三个指标是联系的整体。三个一要求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谢谢。
姬斌：刚才介绍了社会上三个1亿人，社会上三个1亿人的指标有些混淆，做了一个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解决进城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到底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包袱还是说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动力。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了解决而解决，还 是主动的来推动农民市民化的进程，这里面既有社会帐，也有经济帐，请研究中国劳动力经济和人口经济专家蔡昉先生做一个解释。
蔡昉：我们推进任何一项改革让它实施起来必须有激励，实施者地方政府还有其他的人，否则这项改革没有办法推进。过去我们讲户籍制度改革，我们讲市民化也讲很多年。真正推动的我们只能预计这一次有所推动。但是仍然有很多观念上的 障碍。比如说我们听到更多的人是在测算农民工市民化要花多少钱。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很多，到底能够带来多少收益，这个收益如何分摊的？同时它更长远的利益在哪儿？我们从全世界的角度，人们做了很多测算，如果全世界劳动力障碍可以打破，产生的收益是全世界 GDP的122%。当然谁也不会相信这个制度会被打破。有些国家，比如说美国，如果变成公民可以带来多少收益，当然算了成本，也算了收益，在联邦政府这一块通过税收的因素收益大于成本，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更重要的是所面对的这些要成为市民的人，其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所以更应该算这个帐。
算帐有两个目的，第一是真实的收益和真实的成本。我们算的帐才可能推动改革，不仅相信改革带来收益带来红利，如果收益总体上大于成本的，是净收益的话我们有更多的改革方式。我们知道早期的改革经济学家把他叫做帕累托改进，可以给部分人带来收益， 同时不伤害其他人的群体，这种改革不会有人反对的。未来的改革有收益，也有所损失，但是如果算出来一个总收益大于损失，我们经济学家叫卡尔多改进，我们用获得的净收益适当的补充改革中有损耗的。用官方的话说我们要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进行分担。 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在企业居民政府之间分担，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分担，这也是改革的方式，更有利推进的。
2010年之后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今天也面临招工问题。2015年之后绝对减少，一直减下去，意味着中国丧失它的人口红利，相应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我们知道过去2年不再是2位数的增长，是7.7%。不是因为外部需求冲击造成的，而是因为人口红利 缺失造成的。潜在增长率大家可以看一下从以前15年的10.3%降到十二五时期平均7.6%，十三五会继续下降6.2%，这是我们的自然减速。自然减速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可以延长人口红利，如果我们改善生产率可以提高效率，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提高。因此我们要尝试去赢得改革红利。
第二我们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也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我们可以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包容性。这个我们大家都是赞成的。因此概括一下农民工市民化，潜在增长率可以改变的，可以提高的。第一是增加劳动力供给，第二是获得 生产率的所得。第三对我们企业来说，如果按目前的工资上涨速度，我们可能调整时间不够，可能造成太大损失。因此需要赢得时间，用公共政策改革继续拉动劳动力的转移。
我们设想第一增加劳动力供给有什么方式，显然延缓退休不是可行的办法。因为平均退休的人身体状况都不一定能够学到新的技等。增加劳动供给很大部分来自农民工。国外学者研究农民工进城以后20年以后他的工资劳动力回报可以持续提高的，非常有生产性的，他们平均在城里面待的时间只有9年。我们也知道一般来说农民工每年春节都做一次决策，还回不回城里。对于年轻人来说肯定回，但是一般过了40岁，上有老下有小不回来了。没有办法把劳动成本放在非农产业的发展上。
我们设想两个感觉，一个把劳动力的参与，今后十年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使我们GDP提高0.88个百分点，是可以立竿见影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假设，大家知道在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下，我们更多的要靠生活率的提高 ，如果在今后的全效速增长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它所对应的增加GDP的潜在增长速度是0.99，几乎是1对1。因此这两项改革加起来，加起来可以带来两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第一个增加劳动力供给，就是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可以稳定干到退休年龄。第二给他更 好的激励，给他更好的公共服务，他能够继续从剩余状态中转移出来，从生产力低的部门转到生产力高的部门，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市民化这一项改革可以解决农民工供给，可以解决生产率提高。目前的状况我们大家都知道，举家迁移的农民工不愿意离开土地，因此使得我们的土地经营面积不能扩大，也是农业不能主要提高的障碍。这是上海崇明岛的图，那是一条线，搞的规模经营的部分，土地集中了，上面建筑都少，它的生产率截然不同的。
当我们知道改革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想象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来分担改革的成本，使得改革真正的推进，改革推进以后带来收益，带来收益以后进一步改变，进入良性的循环。具体说不出来哪些东西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但是我们之间看到的一个，我们地方政府算帐的时候，给农民工市民化支付多少成本，这都算我们头上。很多帐我们算不准，我们也测算过，我们和大多数人算的不一样。但是有一条我比较信赖，义务教育成本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再分配，个人认为这个支出责任应该有中央政府承担。也可以一方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另一方面解决长期以来义务教育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衡老大难问题。
谢谢大家。
姬斌：接下来有请我们葛红林，西部典型大开发的城市，在解决“三个一”的问题上，解决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做了一些探索，也有一些案例。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
葛红林：可能很多人到成都旅游，成都这个城市是1150万，常住人口1500万。加上流动的人，作为地方政府服务的对象估计在1600万。但是成都还有一个特点，大城市大郊区，40%面积是平原，30%是丘陵，30%是山区。导致山区像西部地区，丘陵像中部，平原像东部沿海。其实西部问题比较复杂，我对这个论坛还是很想来参加的。而且每次都是积极报名的。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央提出的总要求，必须进行治理城乡发展统一格局一体化。我们从03年开始城乡一体发展这样的思路来进行推进的。推进新型城镇化首先做好三个前提工作，如果没有做完或者做的不扎实，新型城镇化推进起来也会欲速不达。
第一个是标准化的是对农村公共历史的欠帐。什么叫标准化？既不能高也不能低，其实我们国家有标准的，义务教育学校国家教育部有一个标准，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补上，真正的补上要大概七八年，我们03年开始做，到07年左右就基本上补上了，到成都去没有一所落后的中小学，没有一个落后的乡村卫生院。
明确农村的产权，农村的产权一定要明细好，确切办证。如果农村没有让他获得产权农村的农业转移人口不能安心进城，会产生很多矛盾和后遗症，甚至难以收藏。我们从08年开始花30亿全面完成产权问题。
衔接好城乡居民的保障。城乡居民无差异化的社保，极大减少无论是进城转移人口还是留在农村的养老后顾之忧，为新型化城镇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国家实行的新农合，60块一个月这个标准比较低，今年两会时候还提出来，力争将最低的农村养老金提到当地最低 养老标准。我原来在企业工作，在宝山区宝钢工作，当时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一个很成功的经验就是产权明晰管理科学。我们把这个思路运用到农村里面，将产权明晰，这个是首要工作，户口放开，城乡放开，农民进程可以带着产权进程，改变土地换社保换户口的做法。我们干4年也没有农民蜂拥进入中心城区的现象。
推进新型城镇化应该将农业转移人口视为城市财富的创造者。不应该成为社会的负担。现在社会各界担心农业转移人口成本化问题不好解决，甚至一些沿海城市讨论与西部地区分担机制，包括义务教育，但是我认为不存在分担问题。沿海城市应该将农业转移人口视为新型城镇化的二次红利。能够站稳脚跟的农民，他们通过工作贡献了劳动力的价值，缴纳个人所得税。他们的转移成本通过劳动其实已经解决，前者是低于后者的。这是第4个观点。
第5个观点，推进新型城镇化，没有直接回报的项目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这个不能靠社会化投入，该政府做的一定要做。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健全更加经济可持续的城市投融资机制，该政府投资的必须有政府投资。此外增加乡镇建设用地的配置，改变很多地方当前急功近利将大多数土地指标配置到大城市的现象。
第6个观点，推进新型城镇化差别政策分类推进，这个听起来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在成都有新意。为什么呢？我们除了做好城镇发展规划之外还制订成都市村庄管理规定，进行差别化的管理，不同地方生产力不一样的。成都怎么解决？我们就制订技术标准进行管理。
第7个观点，推进新型城镇化尽快布局涉及法律法规修改方面的，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改革，但是碰撞了现行法律条款，建议充分发挥12个国家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作用。成都也是配套中央改革试验区。尽快体验在法律法规中并且推广。尽快安排一些试验区搞封闭式的，真正将实验和先行先试作用体现出来。
谢谢大家！
姬斌：刚才葛市长以很快的速度把他的观点讲了。进城农民市民化问题上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是钱的问题，不管怎么样都有一个成本问题。各种算法，解决一个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大概有10万左右，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同时又有地的问题，无论如何转移 1亿人，政府工作规划中间提出转移1亿人，按照现在的标准，提倡的标准是100平米，算起来这个帐大概需要1500万亩地。也就是说未来6年每年至少要转移1亿5千万左右人，用到1亿1千亩地，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转移人的问题上各个地方政府的动力责任，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这个怎么解释。李铁先生能够来解释一下他的理解。
李铁：先纠正1500万亩地的事，这些人不在别的地，都在城里，已经被统计成人口了，他们在城里面不涉及占地问题。
我们现在城市人占地面积从2000年到2012年130平米到132平米，人均占地面积在扩大。尽管我们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但是并没有妨碍各类城市都在粗放型的扩张，一个是以人为本，一个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我们现在城市资源配置效率太低，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从2000年到2012年，尽管每年有2077万人进城，这边粗放型用地，人均用地扩张，那边农村还在继续占地，不等于农民进城不占地。
如果农民进城提高了城镇人口的资源配置效率，土地利用率会大幅度的提高，规定80到100平米，我们算1平方公里1万人，中国土地资源大大的节省。我们现在由于土地制度改革没有及时跟进，两边占地现象极为突出。城市占地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城市占地这种方法机制出了问题。我最近经常讲，我们研究中国城市发展规律的时候，中国有一套独特的和整个行政管理体制吻合的发展机制，这个发展机制是什么样子呢？利益推动机制。很多人把中国经济的增长归结于企业的市场化，其实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会提供廉价的资源，土地成本肯定是很重要的资源。为什么政府推动这个资源？政府有自己的利益。他的利益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它的财政利益，要保证财政利益解决两个收入增长。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收入增长是为了保证政府运转开支，不能保发展。葛市长比较清楚，保证政府财政支出。第二是开发性支出通过土地来的，全国都是一个模式，大量的修建开发区，修建开发区来推动 工业企业进入增加政府预期的财政预算收入。我们了解中国的城市是行政区，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不是配套协调互补关系，是竞争关系。谁的城市竞争力强取决于获得政策的多少，取得他能够获得怎么样的区委条件，区委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你有多少资源，谁提的资源低谁就获得更多的招商机会，降低土地成本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小城市和成都相比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有配套的资源。同类型的降低土地开发成本是所有政府招商引资重要的手段。意味着政府要付拆迁成本，政府要付基础设施投入。拿了土地以后政府获得贷款，某种情况下还要解决退休问题。中国经济增长这30年基本上按照这个来走的。成本已经走到这个程度了拿什么付出？一定要开发新的地获得更高的价值，怎么开发？发展房地产。为什么都发展房地产，只有房地产可以弥补政府其他方面的财政亏损。因为这两个利益动机迫使 政府大面积的招商引资发展公用用地，下一届政府也这样做。一定会导致土地资源浪费，这种制度性的原因使我们现在的发展模式出现了严峻的问题。出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城市的面积在扩张，粗放型的发展，资源的浪费，这种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特色下的城市病。
另一方面，第二个利益动机，政府保证城镇居民的利益，户籍居民的利益。保证户籍居民的利益有几个事情要做。第一个要通过开放性的收益解决基础设施的改善，市长必须要做的，否则老百姓不投他的票。降低政府支出成本，降低哪一块。外来人口进城解决他的公共服务支出，这需要降低城市发展成本的。我没有统计成都有多少人口，北京有2400万人口有800万外来人口，如果这800万人口跟原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一样，原户籍的福利大幅度的降低，包括大学，考高考的福利等等，意味着城市的发展有一定的排斥性。我要排斥这些外来人口，我要解决福利增长，解决基础设施改善，还要解决两个财政收益增长，导致现在城市化发展进了误区。这也是下一步改革的难点。
姬斌：特别希望Sabey steven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一些国际上的，在这种城镇化的，因为这回的特点，就这么6年时间，要解决“三个一”问题。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Sabey steven先生对这个方面有所感受，请Sabey steven先生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Steven Sabey：我中文不太好，我说英文。首先我准备了一个文本，不读了，直接讲。我分享一些主要的视角，给他们市民化，我要讲三点。简单的说几句，这个大背景是什么？差距是什么？市民化有什么样的差距？作为联合国的组织我们如何看待市民化以及市民化为什么如此重要？我们觉得中国已经完成了哪些方面的成就？以及哪些方面需要再继续改进。
讲到了总体的背景，有一个数字特别突出，在未来的20年会有3.1亿人口流入城市，这个人口要比美国的人口还要大。这是一个挑战，但也是一个机会，城市要不断的改进，要把这些政策改革做好才能给他们提供好的福利。当然这个有挑战，中国有面临这样的挑战，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变成现代工业国，这个国家是困难的，比如说就业、生存环境生存体系等等都要受到考验。
在历史上讲城乡系统是二元化的，而且社保就业都有差异。我们的主持人姬先生让我讲讲国际的视角，但是要提一点在这些领域当中没有一个国际的模式，没有让中国照搬的模式，如果我们讲绿色发展低炭发展，讲城市的分歧，有其他的国际模型给我们借鉴。但是中国的国情与众不同，我们要分析中国的国情，而且要仔细的分析。我告诉你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没有一个万能药。
我们主要的问题有哪些呢？我们这边讲讲，大家都很熟悉的，从我们的视角要提一下，而且14%的农业人口住在城市，他们有养老、有医保，80%有失业保险。除此之外对于这些农业人口的儿童教育资源非常的有限，比如说有空巢老人，空巢幼儿，这些小孩得不到 良好的教育。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农业人口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端，他们只能做低收入的工作，而且工作比较差，福利低，而且工作不稳定。我们要指出一点，我们的系统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有这样的补贴。这个补贴没有给最穷的，而是给富有的城市居民。
第二点，农村人口市民化，我们要尊重这些农民人口的尊严，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成长，大家都了解人的发展是一个核心的概念，我们联合国开发署比较关注这个话题，还要看人的教育寿命等等，这是正确的事业，有各种各样的支持。从经济的角度也是如此，这是正确的事，两者之间没有矛盾。
我讲5个因素。
1、农业人口非常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它可以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给城市带来活力，注入新的生命。
2、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农业人口得以提升，城市生活需要有更多的基础设施。
3、农业人口市民化，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汇款给自己的亲友。
4：我们可以农业现代化。
5、把一些政府的障碍，把一些户口政策进行解放，将会更大解放劳动力。
我们前面的专家讲到一点，如果你看生产力的差异，一个是农业，一个是工业，城市每等等一个人口的农业就会增加GDP2%。现在中国有很多富有的农村劳动力，随着这些农业现代化人口变的多余。我们有一个统计数字，中国的农业转移，事实上和韩国差不多的 ，中国的GDP可以高出25%。这些市民化的障碍还没有完全的解决，但是我们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做了什么工作？前面几位专家讲了中央政府有一个承诺，农业人口市民化变成首要任务，而且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要提升这些人口，60%他们能够入驻城市。我们非常愿意支持中国这样目标的落实。
我们再看本地层面。比如说户籍制度在广东已经有所松动了，他们10年开始改革。18个省市也入了新的落实政策。他们要执行改革，把这个系统进行修改，联合国计划署支持很多方面，我们去年和中国社科院开发了一个，中国2013年发展计划，宜居城市，可持续 发展，还有小城镇化的专家给我们很多的支持。户籍制度影响农民工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而且我们需要把这个障碍消除。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有什么建议呢？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平等的公共服务，不管是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而且我们关注于更多的城市资源。进 行平衡的发展平衡的分配。公共服务要考虑到不同阶层的变化，比如说日益增加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我们需要良好的服务分配。特别的一点呢，我们建议对农业人口平等对待，让他们完整进入社保体系，必须有这样的法律法规保障他们的权益。
最后的一个建议，我这边要强调一点，我们有一个技巧评估系统，这个评估系统当中要对官员进行考虑，比如说我们和小城化中心一起合作，关于评估的时候，要看他们有没有包容性，有没有促进农业人口的市民化过程，这个应该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官员的绩效 。
最后讲一下国际经验，事实上我们要反过来看，虽然说中国有必要不断的打造自己的城市化之路。很多城市在其他国家非常愿意学习中国的模式，愿意学习中国的经验。在过去几年越来越明显了，联合国开发署在中国也做这方面的促进工作，我们愿意帮助一些外国的城市学习中国的经验。说不定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些非洲朋友学习的经验。
谢谢您。
黄守宏：让不让农民进城怎么办？很多很多的问题，前些年已经争论很多了，随着城镇化的出台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就是要怎么做？如果说顶层设计的话城镇化规划新型城镇化是我们国家的顶层化设计，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境外一些专家也批评，某某不完善什么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有目标有方向，而且有保障措施，我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研究一下，再读一读，新型城镇化3月份公布以后，很多研讨会包括一些专家提的建议也好，和我们一些地方讲的我一看就说你没有好好研究城市化规划，里面讲的一些东西都是规划之前没有解决的，但是规划里面很多政策非常的明确。现在可以说城镇化发展的，怎么说呢，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设计顶层设计基本上完了。现在不再需要设计师了，需要什么？需要工程师。这个楼的图已经画出来了，怎么施工？用什么料，怎么搞。现在是这个事情了，先说一个题外话。
刚才姬斌先生让我简单介绍一下，葛红林先生是成都市，应该说有很多的觉悟，为什么呢？他没有提到成本问题，无论我们国家，让农民入户，或者没有入户的农民以居住证年限挂钩的，都需要花钱的。特别是基本的公共服务，都需要政府投资的，各个地方积极性城镇化，一般来说对外来人口积极性外来人口不一定都欢迎的，欢迎富人来。欢迎农民工一个人过来，一个人过来贡献的，全家人过来拖家带口，小孩上学什么的，增加负担的。城镇化里面不同城市有不同动力的。中国政府怎么办？现在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激励不同的城市来更多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措施。
这里面有两大政策应该说是非常管用的。一个政策是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政策和吸收农业转移人口挂钩。第二个挂钩大家最关心的是影响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指标耕地，建设耕地指标，一定要跟你吸收多少农业人口挂钩。这两个挂钩调动我们吸收农业外来人口，起很大的作用。
刚才有一些专家提到教育问题，中央政府几年前对中央政府，对农民流入地比较多的地区子女教育问题，让这些农民工子女上学，这个政策已经有了。下一步最关键的事情，规划里面提到的一些激励政策，从政府来说尽快的变成可操作性的问题。比如说这两个挂钩问题，方向明确了，政策明确了，怎么挂钩，往哪儿挂？往特大城市挂，还是吸纳人口多的地方挂。这些都需要研究的。
人口城镇化的成本分担，可持续的融资机制怎么做。基层成本模式怎么设，农村制度改革。无论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是什么，有两条。第一个要有紧迫感，要有时间感。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现在离2020年没有几年了，转眼就过，在座各位都很清楚，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试点政策措施出台都要积极的，大家都要呼吁一下这些政策快点出台，让各方面重视这些问题，重视这些实的东西，别把注意力集中那些已经解决的问题，认识问题，思路问题，现在是行动的时候。我一直在说，我们要行动再行动，大方向明确了，怎么办？ 抓紧时间干，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细节问题，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的成败取决于细节，细节取决于成败。魔鬼也存在于细节之中，我们现在无论是聚集措施，包括改革的试点，关键问题都是在细节上。如果细节不搞清楚往往因为一个细节问题导致整个政策出现问题。有些细节做不下去， 飞机一个零件出问题导致整个问题。政策研究里面注重细节，借鉴方方面面的经验，尽量做的好一些。
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姬斌：今天我们主要围绕三个一问题讨论，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个问题其实怎么解决落户问题，已经有明确的政策了，已经有具体的方向了，所以今天没有把怎么落户作为一个讨论的重点。包括50到100万人口怎么落户，500万以上的怎么样，都有政策的规 定。这个问题因为是世界级的探索，这个探索还在进行，也需要各地的创造，我们关注各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间的探索努力创新，乃至关注一些失败，失败作为改革来讲也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财富，今天感谢几位来宾。
再一次感谢大家牺牲中午时间来跟大家交流，谢谢大家。
（实录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等机构共同举办，财经网首席媒体支持，于4月18-20日在上海美兰湖举办。
【作者：财经网记者 曹少年 】 (编辑：曹少年) 关键字： 城镇化论坛 开放性对话一 |
发表于 2014-4-20 10:50:16
